One

Common

Faith

同一个信仰

巴哈伊世界中心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和“人类一体”是巴哈伊信仰的核心教义。在今天这个饱受宗教偏见和教派仇恨肆虐的世界，这些教义显得弥足珍贵。危机面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宗教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世界正义院委托巴哈伊世界中心编写了这本书，供朋友们研习之用。

编者

2013年5月

前 言

2002年里兹万节，我们向全世界的宗教领袖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此举源于这一认识：教派仇恨的痼疾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势必带来令人痛心的后果，殃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公开信对“宗教对话”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认可与欣赏。自该运动发轫以来，巴哈伊信徒一直都在努力为之做出贡献。不过，我们认为必须坦率地指出：如果要像对付折磨人类的其他偏见那样严肃认真地处理宗教危机，有组织的宗教自身就须具备相当的勇气，超越从古沿袭而来的种种僵化观念。

我们在公开信中主要表达了这一坚定信念：上帝是唯一的，宗教也是唯一的——尽管宗教的文化表现以及人们对宗教的阐释千差万别；时至今日，宗教领袖们必须坦率地正视这一真理，而非一味回避。当初，正是这一真理的暗示启发了宗教对话运动，并使该运动历百年变迁而不衰。这项原则不仅不会挑战各大启示信仰的有效性，而且能让各个信仰继续发挥其作用。不过，要让这一真理发挥影响，就必须在宗教话语的核心层次承认它。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们感到公开信应该毫不含糊地表明这一真理。

公开信带来的反响令人鼓舞。全世界的巴哈伊机构设法将数千份公开信发到了各大信仰团体有影响力的人物手中。巴哈伊信徒报告称，虽然在少数几个信仰团体中，收信人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信中所含的信息——这也许并不奇怪，但总体而言，公开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许多收信人对宗教机构未能帮助人类应对种种精神挑战或道德挑战而忧心忡忡，其拳拳赤诚令人尤为感动。他们经讨论之后一致认为，人类信众需从根本上改变彼此交往的方式。还有好多次，收信人在感动之余，甚至主动复制该信，分发给各自信仰的其他神职人员。但愿我们的主动之举能像催化剂一样，打开人们重新认识宗教目标的道路。我们对此充满希望。

无论这一转变来得是快是慢，巴哈伊信徒必须始终关注自己在其中承担的责任。确保巴哈欧拉的福音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这是巴哈欧拉主要赋予那些已认知祂的人的重任。当然，巴哈伊团体自其信仰诞生以来一直都在从事这项工作，只是在当前，由于社会秩序加速崩溃，宗教精神亟需摆脱镣铐的束缚，发挥其长久以来未能发挥的疗效。

巴哈伊信徒如要响应这一需求，就必须深刻理解人类精神生活的演进过程。巴哈欧拉圣作提供的洞察力能帮助我们在讨论宗教事务时避免宗派偏见与目光短浅。我们在接受信仰馈赠的同时，也承担着应用这份灵性资源的责任。巴哈欧拉警告道：“宗教狂热和宗教仇恨是吞噬世界的大火，无人能够熄灭其肆虐的火焰，只有神力之手才能将人类从这凄凉的痛苦中解救出来……”起而响应的巴哈伊信徒不会感到孤立无援，相反，他们会越来越清楚地觉察到自己所服务的圣道代表着一种觉醒的方向，而这种觉醒正在世界各地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民中涌现，甚至也在许多没有宗教倾向的人群中涌现。

对当前挑战的思考促使我们委托编写了《同一个信仰》。这篇评论文章是在我们的指导下完成的，它以当前的危机为背景，回顾了巴哈欧拉的圣作，以及其他宗教的圣作中相关的章节。我们特此推荐，以供朋友们深入研习之用。

世界正义院

2005年诺鲁孜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较之刚刚结束的上个世纪，在此刻开始的这段历史时期，传播巴哈欧拉福音的努力将会更容易取得成效。一切迹象表明，人类的意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十世纪早期，一种对实在的唯物主义阐释观牢牢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演变成一种支配性的世界信仰，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此过程中，人类本性的文明化进程遭到粗暴地扭曲，偏离了数千年来一直遵循的轨迹。对许多西方人而言，历来发挥着核心指引作用的神圣权威——不论人们对其本质的阐释有着怎样的差别——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仍可坚持自己的信仰，将自己的生命与一个超越物质存在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然而，整个社会却越来越自信，要斩断人们对这种宇宙观的依赖，声称这种宇宙观说好听是幻想，说难听是鸦片，而不论哪种情况都会禁锢人类的进步。人类将命运操控在了自己手中，并信誓旦旦地通告百姓：已通过理性试验和论述解决了人类有关管理和发展的一切基本问题。

这种态度还受到下述假定的强化：人类数百年来培育起来的价值观、理想和纪律已然定型，成了持久的人性特征，只需通过教育来完善、通过立法来强化就行了。过去的道德已成为人类不可废弃的遗产，现已不再需要宗教的干预。无可否认，不守纪律的个人、集体乃至国家将会继续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纠正。不过，在世俗实在观的刺激下，各股历史力量一直都在推动人类去实现的那个普世文明，正以不可阻挡的势态现身。在这种普世文明中，幸福不外乎是更健康的身体、更美味的食物、更优良的教育以及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而一个社会如果一心一意地去追求，似乎就可以轻易实现这些无可非议的美好目标。

在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那些地区，“上帝死了”之类的轻率言论原先基本上无人理睬。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各族人民通过体验早已认定，不仅人的本性深受精神力量的影响，而且其本身就是灵性的。因此，宗教仍然一如既往地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终极权威的角色。这些信念虽然没有遭到西方发生的意识形态革命的直接对抗，但是，就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它们实际上已被西方的意识形态革命彻底边缘化了。教条唯物主义在全球层面渗透并占领了各大权力中心与信息中心，使得其他反对声音再无能力挑战各种全球性经济剥削计划。这样，除了遭受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而造成的文化重创，这些遭殃的民众还承受着内心体验与外部体验相脱节的痛楚，而且这种状况正侵蚀着他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这些民众对塑造自己的未来发挥不了任何实际的影响，甚至连维护他们后代的道德福祉也无能为力。他们由此陷入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虽然与正在欧洲和北美蓄势待发的那场危机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却更具破坏性。信仰尽管在人们的意识中依然占据着核心地位，但对事件的发展却似乎无能为力。

所以，在二十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似乎再没有比宗教突然复苏并一跃而成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主题更不可能的事了。然而，现在恰恰发生了这最不可能之事，其表现形式就是人们的忧虑和不满持续高涨，只不过大部分人仅仅模糊地意识到导致这种状况的正是精神空虚。古老的教派冲突面对隐忍的外交策略根本无动于衷，它携带着空前的危害重新现身。有影响力的媒体开始不加选择而又严肃认真地探讨那些直至最近仍被斥为愚昧时代之遗迹的圣经话题、奇迹现象和神学教条。在很多地方，宗教信任状对有志进入政坛的候选人来说具有了新的意义和诱惑力。世界人民原以为柏林墙的倒塌将开创世界和平的新纪元，现在却发现这个世界正处于一场文明之战中，而这场战争的主要特征就是不可调和的宗教仇恨。公众如饥似渴地寻找有关宗教和灵性主题的信息，各书店、报刊亭、网站和图书馆都在竭力满足这种显然难以满足的渴求。导致这些变化的最显著因素也许是：人们不愿承认，没有任何力量能像宗教信仰那样促使人们走向自律，恢复道德操守。

宗教已经开始获得人们公认的关注，除此之外，人们对精神的探索也在普遍复苏，最常见的表现是人们渴望发现一种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个体身份。出于这种渴望，人们开始了各种各样或积极、或消极的追求。一方面，寻求正义和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努力往往会让个人对其社会角色产生新的认识。同样，环保主义、女权主义等运动虽然专注于动员人们支持社会决策过程的改变，但同时也促使人们对自我意识和人生目标进行重新审视。各大宗教团体中都出现了重新定位的情况，信奉传统母教宗派的信徒正在加速加入注重精神探索和成员个人体验的其他宗派。另一方面，外星探测、“自我发现”养生法、荒野隐修、神授能力提升法、各种各样的新时代狂热主义以及麻醉剂与幻觉剂导致的意识提升效验都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其人数与规模远远超过了招魂术或通神术在一个世纪前那个类似的历史转折点所吸引的追随者。不断涌现的狂热崇拜和宗教习俗令许多人反感，然而在巴哈伊看来，这个现象正好提醒着他们，要牢记马杰农这个古老传说中所体现的道理，即马杰农知道蕾莉是纯洁之灵，但他仍用筛子在尘土中找个不停：“我到处找她，或许会在哪里找到。”[1]

显然，人们对宗教重新燃起的兴趣还远未达到顶峰，不论从其明确的宗教体现还是不那么明确的灵性体现来看都是如此。相反，这一现象是稳步积攒势头的各股历史力量所促生的。在这些历史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物质存在代表终极实在这种二十世纪遗留下来的确信逐渐减弱。

这些重新评价行为之所以出现，最明显的原因在于唯物主义“企业”本身破产了。一百多年来，人们将进步等同为经济发展，以及推动和改良社会的能力。虽然当时也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它们并没有质疑这种世界观，只是对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这种世界观的目标有所分歧而已。唯物主义的极端形式——“科学唯物主义”的刻板教条——试图用其狭隘的术语重新阐释历史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不管一些早期的唯物主义拥护者受到过怎样人道主义理想的鼓舞，唯物主义的普遍后果就是产生了极权统治政权。这类政权随时都会用一切高压手段来管制其辖下那些不幸大众的生活。为了开脱这些滥用权力的行为，它们辩称：这样做是为了创建一个不仅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且能够实现人的精神价值的新社会。最后，在实施了八十年的愚蠢暴行之后，这项被视为未来世界之可靠指引的运动终于土崩瓦解了。

其他社会实验体系虽然反对使用非人道手段，但它们的道德推力与智力驱动都源自那个同样局限的唯物观。它们深信，在涉及自身经济福利的事务中，人人实质上都是自私的参与者，所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所谓的现代化规划就可建立起公正、繁荣的社会。然而，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一系列反面迹象却不断涌现攀升，让人类不堪其重：家庭生活支离破碎，犯罪现象不断飙升，教育体制紊乱失常，还有其他诸多社会病症。凡此种种都让人想起巴哈欧拉对人类社会迫在眉睫的形势所作的严峻警告：“世界将陷入的灾难如此严重，现在予以揭示既不恰当也不适宜。”[2]

世界人民所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下场毫无疑问地说明，即便是最富理想的动机也不能纠正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发展”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复苏之中，后逐渐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所从事的最为宏大、最有抱负的集体事业。其崇高的人道主义动机完全可以与其巨大的物质和技术投资相匹配。五十年后，人们在承认发展所带来的显著利益的同时，却沮丧地发现就是依据发展自身的标准，也不得不将发展事业判为失败。这项背负着崇高希望的集体事业，不仅未能缩小人类大家庭中享受现代化好处的一小撮人的福利同深陷贫困与绝望的大部分人的处境之间的差距，而且眼睁睁地看着两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为鸿沟。

今天，消费文化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唯物主义关于改善人生的教条。尽管鼓舞消费文化的那些目标转瞬即逝，但消费文化对此并不感到难堪。对于能够消费得起的那一小群人而言，他们可以立马享受到消费文化的好处，而且处之泰然，毫无歉疚之意。这套新教义因传统道德的崩溃而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但其本质不过是动物本能的胜利罢了，就像最终得以摆脱超自然约束之限制的肉欲一样本能而盲目。消费文化最明显的受害者是语言。原来为千夫所指、代表道德缺陷的种种趋势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社会进步的必需。自私成了一种珍贵的商业资源；谎言再度成了公共信息；种种反常行为无耻地要求民权的地位。在适当委婉语的掩盖下，贪婪、好色、懒惰、骄傲甚至暴力不仅得到了普遍认可，而且还获得了社会与经济价值。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如同词语被榨干了意义，人们通过随意牺牲真理所换取的物质享乐与物质所得也丧失了意义。

显然，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其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可嘉努力，而在于其用以界定自身使命的狭隘思想与盲目自信。强调物质繁荣的重要性以及物质繁荣所必需的科技进步的重要性，这是贯穿巴哈伊经典的一个主题。然而，企图割裂人类身体和物质福利与精神和道德发展的专断行为，从一开始就注定会丧失唯物主义文化宣称为其谋福利的那部分人的拥戴。巴哈欧拉警告道：“看吧，世界每天都受到新灾难的折磨……其社会病态已进入绝望的阶段，因为真正的良医受阻无法施救，而不称职的庸医却倍受青睐，准予自由医治。”[3]

除了人们对唯物主义的种种许诺深感失望之外，还有一种转变力量在逐渐削弱人类带入二十一世纪的各种错误实在观，那就是全球一体化。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全球一体化表现为通信技术的进步。通信技术的进步开通了地球上不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的宽阔大道。大众得以接触信息，不仅能够促进人际交流与社会交流，还可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摒弃国家、种族和文化之分，将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但直到最近仍为特权精英阶层所独享的学识转化为人类大家庭所共享的遗产。尽管全球一体化依然维持甚至会激化各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但任何见多识广的观察者都会承认上述变化将刺激人类对实在的思考。伴随这种思考而来的是对一切既定权威的质疑——不仅质疑宗教与道德权威，而且质疑政府、学界、商界、媒体的权威，甚至还越来越多地质疑科学观点的权威。

除了技术因素的影响，全球的统一还对人类的思想有着其他甚至更为直接的影响。例如，国际范围内的大众旅游对人类全球意识的变革性影响无论怎么夸大都不为过。不过，影响更为深远的还要数自巴孛宣布自己使命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内世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为了逃避迫害，数以百万的难民像潮水般来回席卷了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亚洲和非洲。虽然这等混乱导致了无数痛苦，但我们从中也能看到世界各种族、各文化逐渐融合为同一个地球祖国的公民的迹象。结果，来自各种背景的人们接触到了他们祖先所知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其他群体的文化与准则，进而引发了一场责无旁贷的寻找意义的行动。

很难想象，假如巴哈欧拉曾经致函的那些世界事务的最高仲裁者中有谁花时间思考一下巴哈欧拉的道德证件——就是他们自称最为看重的那种道德证件——所支持的一种实在观，那么这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将会变得怎样不同！尽管那些仲裁者们没有什么响应，但是巴哈欧拉的讯息所宣告的那些变革正在不可抗拒地成为现实，这在巴哈伊信徒看来是一清二楚的。通过分享发现和分担痛苦，不同文化的人们清楚地看到，掩盖在各种假想的身份差别之下的原来是同一个人类。地球居民实际上都是“一树之叶”[4]。这种一体感在一些社会中遭到了顽固的反对，但在别的地方却大受欢迎，并被视为摆脱令人窒息的无意义局限的一种途径。不论如何，这一思想正在慢慢成为现今评判人类集体努力的标准。

唯物主义信条的失信于众和人类体验的逐步全球化彼此作用，在人们心中激起了追寻存在之目的的强烈渴望。当前，基本价值观受到了挑战，对教区的依恋之心不复存在，一度不可想象的要求被人接受。巴哈欧拉解释道，这种普遍而深远的剧变正是过去各宗教圣典用“复活日”的意象所指的情形：“呼喝之声已响起，人们已从坟墓里出来，向四周张望。”[5]在这一切混乱与苦难之下涌动的实质上是一个灵性的进程：“大慈大悲者的微风拂过，灵魂从其躯体的坟墓中复活。”[6]

有史以来，各大宗教一直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主要动因。对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而言，这些信仰体系的圣典——用巴哈欧拉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上帝之城”[7]，即一种完全囊括意识的知识之源，一种足以赋予诚信者以“新眼、新耳、新的心灵与思维”[8]的知识之源。各宗教文化都促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记录了一代代寻道者讲述的超然体验。千年以降，那些响应过神性暗示的人们在音乐、建筑以及其他艺术方面启发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源源不断地为其千千万万的教友复写着灵魂的体验。世上再无任何其他力量能让人表现出那样的英雄气概、自律品质和自我牺牲精神！在社会层面上，由此产生的道德原则在不断地转化为普世法则，规范并提升着人际关系。由此看来，各大宗教充当了文明进程的主要驱动力。不认同这一点便是无视历史证据。

那么，这一极为丰富的遗产为什么没有充当现今正在复苏的灵性探索的主阵地呢？在灵性探索的边缘地带，有人在认真地尝试重新阐述各个信仰得以产生的那些教义，以期赋予它们新的魅力。然而，追求意义的大部分努力在本质上则是四下分散、各自为阵、前后不一的。原始经文并没有改变，经文所含的道德原则依然有效。凡诚心诚意、锲而不舍地向上天发问者，都会从《诗篇》或《奥义书》中找到应答之声。凡受过来自高于物质实在的灵性实在之暗示的人，都会为耶稣或佛陀亲密谈及精神实在的话语深深打动。《古兰经》中关于末日灾难的异象一直给读者以令人信服的保证：伸张正义是神圣目标的主旨所在。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几个世纪以前的英雄与圣徒的生平对今天的意义似乎并不亚于当时。所以对于信仰宗教的许多人而言，当前文明危机中最痛心之处就在于：人们尚未满怀信心地转向熟悉的宗教道路来寻求真理。

当然，这个问题也具有两面性。理性的灵魂并非仅仅蛰居隐秘之域，它也是构建社会秩序的积极参与者。虽然人类从各大信仰接受的真理依然正当有效，但是与这些指引真理被启示的那些时代人们的生活体验相比，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的日常体验是多么的不同啊！民主决策形式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与权威的关系。随着女性变得日益自信和成功，她们理所应当地坚持拥有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科学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社会的功能，也改变了社会的概念，实际上也改变了存在本身的概念。教育的普及和创新领域的蓬勃发展开启了洞察之道，刺激了社会的流动和整合，创造了法治鼓励公民充分利用的种种机会。干细胞研究、核能源、性别认同、生态压力以及财富的利用至少提出了一些空前的社会问题。这些以及其他无数影响人们各方面生活的改变，形成了一个社会及其成员每天都面临种种选择的新世界。但是，不论结果是好是坏，社会及其成员都须做出选择，这一点始终未变。当代危机的灵性本质在此显露无遗，因为需要做出的绝大部分决定不仅仅具有实用性，而且具有道德意义。大体而言，人们未能从传统宗教中找到成功而自信地适应现代社会所需的指引，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对传统宗教失去信心。

阻碍承袭至今的信仰体系重新成为人类灵性渴求之答案的第二个樊篱就是前面提及的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在特定宗教参照框架中成长起来的人们陡然发现，他们开始密切交往的对象拥有的信仰和习俗乍看起来与自己的信仰和习俗有着不可协调的差异。这些差异能够而且确实常常让人们产生抵御心理，滋生憎恨和公开冲突。不过在很多时候，这些差异则会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己已接受的教义，鼓励人们去发现各信仰体系共有的价值观。宗教对话运动的诸多活动之所以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应归功于公众的这类回应。这种对信仰的再思考必然会让人质疑那些抑制交往与理解的宗教教条。如果有些人信奉看上去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信仰，但他们也过着令人尊敬的道德生活，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的信仰优于他们的信仰？反过来说，如果各大宗教都具有一些相同的基本价值观，那么教派分歧不就徒增了个人与邻人之间不必要障碍的风险吗？

今天，那些对这一主题有一定客观了解的人很少还抱有这等幻想：过去确立的宗教体系无论哪个都能充当人类处理当代生活事务的终极指引，甚至能够成就这一不可能之事，即指引彼此迥异的教派为此目的而走到一起。每一个世界所公认的独立宗教都固定在其权威经文与自身历史所造就的模子里。它们无法从创始人的权威话语里获得重塑信仰体系的合法性，因此也就无法充分回答社会进化与智力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众多问题。虽然这似乎让许多人灰心沮丧，但这只是进化过程所固有的一个特征而已。如果企图强行逆转这一进程，只会让人们对宗教更加失望，只会加剧宗派的冲突。

这一进退维谷的窘境既是人为的，也是自找的。巴哈伊信徒正在其中分享巴哈欧拉佳音的这个世界秩序——如果可以称其为秩序的话——对人性与社会进化持有极其错误的观点，严重阻碍了最具才智和善意的改善人生的努力。尤为典型的是，宗教主题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充斥着混乱与困惑。巴哈伊信徒必须深刻理解相关事宜，以便充分回应其邻人的灵性需求。要迎接这一挑战，巴哈伊信徒需要付出大量的创造性努力。要知道，“默想”、“沉思”、“反省”，这些忠告也许是巴哈伊信仰的经典中提得最频繁、最紧迫的告诫了。

在大众话语中，“宗教”常指当前存在的林林总总的教派。当然，这一说法立马会招来其他地区人们的抗议：宗教应该指历史上曾经塑造并启发了完整文明的各大独立信仰体系中的某一个。不过，这个观点反过来又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个疑问：在当今世界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那些历史上的信仰呢？显而易见，“犹太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信仰与那些以其名义和权威自居的组织迥然不同、甚至势不两立，那么这些信仰究竟在哪里呢？问题并未到此结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上述疑问还有另一种回应：宗教指的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与超越物质存在的实在之间的联系感。照此理解，宗教是一种个人特征，一种不受组织影响的冲力，一种人人都可拥有的体验。不过，在大多数宗教意识浓厚的人眼中，这一理解恰恰缺乏给予宗教以意义的那种自律权威和团结力量。一些反对者甚至会说，恰恰相反，宗教指的是像他们那样的人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循规蹈矩，克己节欲，与社会的其他成员迥然不同。所有这些不同观念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将一种人们承认远非凡人所能企及的现象逐渐禁锢和局限在人为发明的组织概念、神学概念、体验概念和仪式概念中了。

巴哈欧拉的教义披荆斩棘，穿过这些混乱不一的观点，重新阐述了许多或明或暗地存在于一切天启之核心的真理。巴哈欧拉指出：“对于每颗明辨澈悟之心，此乃显见：上帝，那神圣之尊、那不可知的真髓，乃无量尊贵，超乎人类的各种属性，如肉体的生存、升与降、出与归。祂乃荣耀，人类之舌绝无能充分历述祂的美誉，人类之心也无法领会祂深不可测的奥秘。祂一向掩藏于祂本质之无穷亘古，并将继续在祂实体中，永远隐蔽于世人之眼界外。”[9] 这段引文清楚地表明——尽管巴哈欧拉的意旨决不仅限于此——企图用教理问答或宗教信条来说明或暗示上帝之实质的努力纯属自欺欺人之举。万物的创造主借以与其所造生的、不断进化的创造物进行联系的渠道就是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先知人物。这些先知体现了那位远非凡人所能领悟的神祇的特征：“亘古之神的知识之门在众生面前既乃关闭，那无穷恩典之源便……令那些明耀的神圣瑰宝由灵界出现，并以人身庙宇的高贵形态向万民昭显，从而向世人传授那不变之尊的玄机，述说祂不朽真髓的精妙。”[10]

若对上帝的使者妄加评判，褒此贬彼，势必导致这样的妄想：那位永恒不变者、无所不包者会受制于凡人的好恶与异想。巴哈欧拉这样写道：“对你而言，此乃昭然显见：列位先知均是圣道之庙宇，祂们着以各种衣装出现。若以明鉴之眼视察，便会目睹祂们均居住同一篷帐，翱翔同一天堂，端坐同一王位，发表同一言论，宣告同一信仰。”[11]此外，臆想这些非凡人物能够被源自物理体验的理论所囊括，或者需要用这些理论来囊括，也属冒昧不当之举。巴哈欧拉解释道，“认知上帝”指的是认知那揭示上帝旨意与属性的显示者。正是通过认知显示者，灵魂才得以亲近那位远非语言和理解所及的造物主。巴哈欧拉就显示者的地位作出如此断言：“我作证，……‘深受敬爱者’的圣美通过你的圣美而显现，‘深受渴慕者’的圣容通过你的容颜而发光……。”[12]

照此理解，宗教能让灵魂醒悟到自身原本不可想象的潜能。一个人如能学会从上帝赋予他所在时代的天启中获益，他的本性也会逐渐获得神性世界的属性。巴哈欧拉解释道：“通过这位真理之阳的教导，所有人都将获得进步与发展，直到能充分地表现他们内在的真实自我被赋予的潜能。”[13]人类追求的目标包括“推进文明不断进步”[14]，而宗教拥有的非凡力量之一就是能够将信者从时间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激励他们替后世数百年中的无数代人奉献牺牲。的确，因为灵魂是不朽的，所以一旦醒悟到自身的真性，灵魂就不仅能在此世更好地推动文明的演进过程，而且能在此世之外的其他世界里更直接地推动文明的演进过程。巴哈欧拉断言：“这些英灵所发出的光辉促进着世界的进步与世界各族人民的幸福……任何事物都必须有一个因，一个推动力，一种驱动的本原。这些英灵，这些超脱的象征，已为世界提供了——并将继续提供——一个至高至圣的推动力。”[15]

所以，信念是人类不可或缺而又用之不竭的一种动力。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现代思想家曾将这种动力形容为“拥有自我意识的进化”[16]。 二十世纪发生的事件给我们提供了可悲但确凿的证据：如果信仰的自然表达受到人为阻碍，人们就会发明出极端不配甚至极其低贱的崇拜对象，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对确信的渴望。渴望确信乃天性使然，无可否认。

简而言之，我们称之为宗教的乃是一个知识体系，其神圣源头通过持续不断的启示过程表明这一体系完善健全，并无宗派野心者所强加的种种矛盾。每位上帝显示者的工作有其自主性和权威性，远非凡人所能评估。同时，每位显示者的工作也是那唯一本体无限展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上帝连续不断的启示旨在让人类醒悟到自己身为创造物之信托者的能力和责任，所以启示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循序渐进的。只有从这一背景下进行审视，我们才能全面理解启示的过程。

支撑巴哈伊信仰的这个天启所蕴含的真理博大精深。巴哈伊信徒目前只能说领悟了其中不过一丁点的内容。例如，圣护在谈到圣道的演进时曾说：“我们现在所能合理追求的只是努力一瞥那应许之晨的些微曙光——仅此而已。假以时日，那应许之晨必将驱散笼罩人类的阴唳。”[17]这一实情除了鼓励信徒保持谦卑之外，还会时时提醒信徒铭记：巴哈欧拉并未创立一种与当前众多宗派组织并列的新宗教；相反，祂重塑了宗教的整个概念，视宗教为促进人类意识发展的首要动力。人类尽管千差万别，但仍属同一物种，所以，上帝借以培育人类潜藏的心灵品质的介入过程也是一个单一的进程。各宗教的英豪和圣徒属于这一奋斗过程所有阶段的英豪和圣徒，各宗教取得的成就也属于这一奋斗过程所有阶段的成就。这是教长的生活与工作所体现出的标准，也是当今巴哈伊社团所体现的标准。巴哈伊社团继承了人类的全部精神遗产，全球各族人民都可平等地享有这笔遗产。

太古以来，上帝一直在反复显示自身，这是关于上帝存在的不断出现的证据。正如巴哈欧拉所阐释的，人类恢宏壮阔的宗教史从广义上讲代表了“圣约”的履行。“圣约”就是万物的创造主给人类的永恒许诺：赐予人类精神与道德发展不可或缺的无误指引，呼吁人类内化并进而体现出这些价值观。如果有人执意否认上帝的这位或那位使者独一无二的作用，他大可以按照历史决定论来解释上述证据，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等臆测之举无助于解释那些改造了人类思想、改变了人际关系从而推动了社会进化的重大事件。上帝的显示者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降临人间，已知的显圣事件屈指可数。每一位显圣者都昭示自己教义的权威，都对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他任何历史现象都无法与之相比。巴哈欧拉指出：“试想上帝的显示者向人类显现自身的时刻。在那时刻到来之前，那尚未为人所知晓、尚未吐露上帝圣言的亘古之神，在那个没有任何人了解祂的世界上，就已经无所不知了。祂的确是无需创造的造物者。”[18]

针对上述宗教观，人们最常提出的反对意见便是这一断言：已启示的信仰之间差别悬殊，将它们视为同一真理体系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方面的看法与事实不符。考虑到人们对宗教本质的认识混乱不清，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巴哈伊信徒而言，这一反对意见则主要让他们有机会在巴哈欧拉的圣作所提供的进化大背景下进一步阐明这里探讨的原则。

人们所说的信仰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习俗或教条方面。这两者都被视为相关经典的意图所在。就支配个人生活的宗教习俗而言，我们不妨拿物质生活的一些可比特征作一对照，当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人类在卫生、服饰、医药、饮食、交通、战事、建筑或经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无论多么巨大，现在都不大可能再被煞有介事地拿来支持这个理论——人类实际上并不构成一个独特无二的民族。进入二十世纪之前，这些过于简单化的证据一直都是老生常谈。但是现在，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则展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文明进化的全景式进程。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上述那些以及其他无数体现人类创造性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世代相传，逐渐蜕变，常常还会传播开来，丰富了远方人民的生活。今天的各个社会在广泛的层面上展现了这一现象，不过，这并未对相关民族确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而仅仅区分了特定群体正在经历或者至少直到最近一直在经历的阶段。即便如此，所有这些文化表现形态迫于全球一体化的压力而正处于流动的状态。

巴哈欧拉指出，人类的宗教生活也有一个与物质生活类似的进化过程。两者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物质生活的进化始终遵循着历史试验法，仅仅代表了一系列偶然因素，而宗教生活的每套规范都有清楚的规定，被视为这个或那个神圣启示的核心特征。这些规范包含于相关圣典之中，能够完整无缺地维系好几个世纪。这些行为准则在教化人的品行方面居功至伟。虽然每套准则的某些特征终会完成自己的使命，并终将让位于社会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性质的关切对象，但这丝毫无损于准则本身在其所处的那个漫长人类发展阶段所具有的权威。巴哈欧拉断言：“这些原则和律法，这些稳固地建立起来的坚强体系，都出自同一本源，都是同一光源的光辉。它们之间的差别应归因于各自传播的时代的不同需要。”[19]

各天启宗教本质一致。若说教规、戒律以及其他习俗方面的差异会让这一思想站不住脚，那便是未能领会这些规诫的原本目的。更严重的是，这种说法忽视了宗教功能的永恒特征与暂时特征之间的关键区别。宗教的核心教义永恒不变。用巴哈欧拉的话来说，就是“此乃上帝不变之信仰，永恒于过去及未来”[20]。宗教可为灵魂开通道路，让灵魂与其创造主建立日益成熟的关系，赋予灵魂日益强大的道德自主力，以约束人性中的兽性冲动。宗教还可提供指引，协助文明的建设进程。宗教的这两重功能毫无冲突之处。

在上帝的启示降临伊始就能认知，这是渐进启示的概念所强调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人类大都没能做到，从而一再导致各地人民循规蹈矩地重复过去的规条和惯例，而那些规条和惯例早已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如今只能禁锢道德进步罢了。令人沮丧的是，未能及时认知上帝的启示在今天还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让宗教显得无足轻重。正当人类集体发展到开始应对“现代”带来的挑战之时，人类之前主要赖以汲取道德勇气和启蒙的精神资源却急剧沦为嘲笑的对象。这种情形首先出现在有关社会走向的决策层面，然后不断扩散并最终进入普通大众之中。这是打击人类信心的诸多“信任背叛”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种背叛，而且终将削弱信仰自身的基础，这是不足为奇的。正因如此，巴哈欧拉在圣作中不断敦促读者深思这些反复出现的失败行为所带来的教训：“细想须臾，深思……这般拒绝，原因何在？”[21]“……如此拒而远避，出于何因？”[22]“此等……争执缘何而起？”[23]“思之，……动机何在？”[24]

对宗教理解更具损坏性的一贯都是神学上的假定臆断。以往的宗教总是派系林立，其主因在于神职人员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过去，由于缺乏建立无可争议的机构权威所需的经文，神职精英们趁机将阐释神圣意旨的权力据为己有。他们的动机可能五花八门，但他们的做法都造成了可悲的后果：阻碍灵感的流通，挫伤独立的知识探索，专注琐碎的仪式，经常仇恨和歧视那些走与自封的精神领袖不同的宗派道路的信徒。尽管什么都不能阻止神圣介入的创造性力量继续其逐步提升人类觉悟的努力，但是这类人为的障碍越来越严重地限制了一个时代原本可以取得的成就的规模。

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学成功地在各大信仰的中心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而且其权威与该信仰赖以立足的天启教义不相上下，甚至有损于这些天启教义的精神。耶稣讲过的那个田主在田里播种的比喻人们都比较熟悉。那个比喻寓指的就是上述这个问题及其对于当前的含义：田主将种子撒在田里，但“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25]仆人建议拔掉稗子，但是田主回答：“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26]《古兰经》从头到尾都对这种导致精神伤害的竞争霸权行径给予最为严厉的谴责：“你说：我的主只禁止一切明显的和隐微的丑事，和罪恶，和无理的侵害，以及用真主所未证实的事物配真主，假借真主的名义而妄言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27]这些经文强烈谴责的正是神学家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宗教的背叛行径，但一代代神学家却反以这些警告经文为武器来打压反对他们篡夺神圣权威的抗议。真乃滑天下之大稽！

实质上，在灵性真理渐进启示的过程中，每一个新阶段都为时间所冰封，都为一系列字面形象与解释所困扰，而且这些形象和解释大都借自那些本身已在道德上枯竭的文化。不论肉体复活、充满肉欲之乐的天堂、轮回转世、泛神奇迹等观念在人类意识进化的早期阶段有过怎样的价值，在当今这个地球实际上成了同一个家园、人类必须学会视自己为一国之民的时代，它们都在人们之间竖起了分裂与冲突的高墙。在此背景下，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巴哈欧拉为何那么严厉地警告，教条主义神学会给寻求领悟上帝旨意的人们设置重重路障。“宗教领袖们啊！切莫用在你们中间流行的标准和科学来衡量上帝之书，因为经书本身是已经在人们中间确立起来了的绝无差错的天平。”[28] 在致庇护九世的书简中，巴哈欧拉忠告教皇，上帝在今日已将宗教中恒久的一切“储存在正义之舟中”，而将“理应焚烧的一切都掷于火中”。[29]

神学在人们理解宗教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一旦摆脱这些荆棘的阻隔，一个人就能通过巴哈欧拉的眼睛来探索熟悉经文的含义。巴哈欧拉宣称：“本时代无与伦比，因为它是过往年代和世纪的慧眼，是照亮所有黑暗时代的明灯。”[30]从这一视角观察所能得出的最为引人瞩目的结论是：纵观《旧约》、《新约》和《古兰经》，其主旨与原则都一般无二，这一点在其他各大世界宗教的经文中也很容易找到印证。同样的统辖性主题见于诸多箴言、告诫、叙述、象征和阐释之中，而且反复出现。在这些基本真理中，最为特别的就是渐进表达并着重宣称上帝的唯一性。上帝是包括现象世界与超现象领域在内的万有的创造主。《圣经》宣告：“我是耶和华，在我之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31]上帝唯一的概念也是后来的基督教义和穆罕默德教义的根基所在。

人类是世界的焦点、继承者和信托者。人类存在的目的就是认识其创造主并遵从创造主的意旨。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目的会有天生反应，其最高尚的表达形式就是崇拜，即全心全意地服从一种公认配享这般崇敬的力量。“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远。”[32]不可或缺的是，这一崇敬精神还需体现在为人类的神圣目标的效劳中。“你说：恩惠确是由真主掌握，祂把它赏赐给他所意欲的人。真主是宽大的，是全知的。”[33]根据这一理解，人类的责任便一目了然了。《古兰经》指出：“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或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真主……出于对真主的爱将你的财富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34]耶稣这般告诫响应祂的召唤的人们：“你们是世上的盐”[35]，“你们是世上的光”[36]。先知弥迦在概括一个在希伯来圣经中不断涌现，并在之后的《福音书》和《古兰经》中重现的主题时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37]

这些经文全都认同，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创造主的旨意，并不仅仅因为其自身的努力，还有赖于神性的介入为其开通理解之路。耶稣对此有过清晰而令人难忘的阐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38]不能将这一宣称仅仅看作是对神圣指引不断演进过程之其他阶段的武断挑战，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明了，这一宣称实际上昭示了天启宗教的核心真理：即只有醒悟到降自天域的启迪，才有可能领悟那位创造并维系万有的不可知之实在。在《古兰经》最受珍爱的章节之一里，有这样一个比喻：“真主是天地的光明……——光上加光——真主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39]就希伯来众先知而言，神圣媒介体现为造物主与他们的祖宗和先知亚伯拉罕所立的必遵圣约：“我要与你并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竖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上帝。”[40]在后来的基督教中，神圣媒介以圣子的人形体现，而在伊斯兰教中则以“圣书”的形式现身。

神圣启示连续不断，这也是各大信仰的一个固有的、通常显而易见的特征。这一特征最古老且最清晰的表述之一来自《薄伽梵歌》：“一旦正法衰落，非法滋生蔓延，婆罗多后裔啊！我就创造自己。为了保护善良的人，为了铲除邪恶的人，为了正法得以确立，我在各个时代降生。”[41]这出连续上演的大剧构成了《圣经》的基本结构。《圣经》各书不仅按序记述了亚伯拉罕和“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42]的摩西的使命，而且记述了那些发展和巩固了这两位主要创始者启动的事业的小先知的使命。同样，无论人们对耶稣的本性有多少富有争议、不可思议的揣测，都无法将耶稣的使命跟亚伯拉罕与摩西的功绩对文明进程的改造性影响分离开来。耶稣本人警告说，谴责那些拒绝祂的福音的人不是祂，而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要是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43]随着《古兰经》的启示，上帝的使者相继降世的主题便显得至关重要了：“我们［信主］，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易司马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和尔萨受赐的经典，与众先知受主所赐的经典。”[44]

读了这些段落，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客观读者将会认识到宗教在本质上是唯一的。所以，“伊斯兰”（本意为“顺从”上帝）一词所指的并不仅仅是穆罕默德开启的那个天道周期，而是宗教本身。《古兰经》对此言之凿凿，明确无疑。说各个宗教一致并没有错，但至关重要的是要理解上述背景。正如巴哈欧拉所强调的，从最深层次讲，宗教只有一个。宗教就是宗教，就像科学就是科学一样。一方关注和表达的是通过天启而逐渐展现的价值观，另一方则是人类的工具，用以探索现象世界并对之施以日益精确的影响。一方指明了进化过程的目标，另一方则协助这些目标的实现。宗教和科学一道构成了推动文明进步的两大知识体系。教长将宗教与科学都誉为“真理之阳的光辉”。[45]

由此看来，如果认为摩西、佛陀、琐罗亚斯德、耶稣、穆罕默德以及启发了印度教经文的各种神的化身所做的只是创建了不同的宗教，那就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独特地位。这些人物更应该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灵性教育者，文明兴起和繁荣意识的驱动力。《福音书》宣告道：“祂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46] 这些人物的功业荫庇万民，在人们心中激起无以言表的强烈情感，因此人们对他们无限尊崇，远远超越了其他一切历史人物。通过爱他们，人类渐渐学会了什么才是爱上帝。的确，除了爱他们，再无他法爱上帝。通过凡人想象发明的教条去笨拙而吃力地探讨他们的本性，这并不能光耀他们；让自己的意志无条件地顺服于他们传递的改造性影响，这样才能给他们增光。

显然，在理解宗教对塑造社会的贡献方面，人们对宗教培育道德意识的作用同样认识不清。最明显的例子大概莫过于此：大多数圣典给女性分配的社会地位都要低于男性。毫无疑问，男性由此得到种种好处是强化上述观念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这一观念的道德依据确实源于人们自己对圣典本意的理解。除了少数例外，宗教经文都以男性为对象，而不论在宗教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宗教经文都给女性指定了从属的配角地位。节制性欲是道德进步的一个关键特征。可悲的是，上述理解极易让人将节制性欲冲动方面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女性。用现代参照框架来看，人们很容易认同这类态度带有偏见，有失公允。但在各大信仰出现的那些社会发展阶段，宗教经文中的指引主要在于尽量教化难以驾驭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各种关系。不难理解，如果现如今还紧紧抓住原始的规范不放，必将使宗教耐心培育道德感的目的化为泡影。

类似的考虑也见于各社会群体的关系之中。为了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希伯来人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准备。这个例子表明道德挑战具有复杂而顽固的本性。为了让诸先知呼唤的灵性能力苏醒并绽放，希伯来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抵制来自周围偶像文化的种种诱惑。违犯这一原则的统治者或臣民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希伯来经文中对此有详细记载，从中可以看出神圣旨意对这一原则非常重视。穆罕默德的社团在创立之初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为求生存，他们不得不一次次粉碎不信教的阿拉伯部落消灭他们的企图，不得不一次次击退满怀世仇血恨、野蛮残忍、冷酷无情的进攻。但凡熟悉这些历史详情的人会很容易理解《古兰经》在这方面的训谕何以那般冷峻严厉。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一神信仰理应给予尊重，但对“偶像崇拜”绝不容许任何妥协。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这一严峻教规成功地将阿拉伯半岛上的各个部落团结起来，铸就了一个新的社团，以空前绝后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扩展，在道德、智力、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历五百余年而不衰。历史就像一位严峻的法官。从毫不妥协的历史角度来看，《圣经》视野下人类潜能的实现以及伊斯兰文明的特质得以取得的进步，都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福祉，终将抵消原本会将上述历史功业扼杀在摇篮之中的盲目之人所造成的后果。

人类社会在向灵性成熟阶段演进。在理解这一点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就是罪与罚的问题。大部分圣典对侵犯公共福利或他人权利的行为所规定的惩罚尽管在具体细节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大都非常严酷。不仅如此，这些惩罚还经常容许受害方或者受害方家属对侵犯者进行报复。不过，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合理地反问：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呢？过去不仅没有今天这样的行为改良方案，而且也没有监狱、警察机构等可供利用的强制性措施。在此情况下，面对那些不加制裁便会挫伤人们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的行为，宗教所关注的就是让大众永远铭记这类行为不仅在道德上不可接受，而且还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这样做能让整个文明受益；谁若不承认这一事实，谁就算不上诚实之士。

纵观有史记录的各个宗教天启周期，情况莫不如此。在文明前进的特定阶段，宗教主要致力于当时更为紧迫、更为重要的行为改造活动，所以行乞、蓄奴、独裁、征服、民族歧视等社会不良现象都曾畅行无阻，甚至受到过明显的纵容。如果因为宗教在各连续周期中的某个周期未能处理社会上的一切不公现象而贬抑宗教，那就等于忽视了我们关于人类发展本质的一切认识。这种与时代不符的思维模式最终必然导致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人们无法充分理解、直接面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要求。

这个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过去，而在于对现在的意义。某一世界信仰的追随者如果不能分辨自己信仰的持久特征与短暂特征，从而试图将那些早已完成自身使命的行为规范强加于当今社会，就会导致种种问题。在理解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过程中，巴哈欧拉指出的这个原则显得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的病患所需之药方，与将来时代所需者绝不会相同。你们当患时代之所需，虑时代之所急。”[47]

巴哈欧拉曾呼吁十九世纪的世界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关注人类体验之新时代的迫切需求。时至今日，这些迫切需求大都得到了那些政治与宗教统治者的后继者以及世界各地进步人士的认同，或者说至少被他们视为奋斗的理想。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短短几十年前仍被人屈尊视为不切实际之空想的原则却一跃而成了全球话语的核心理念。在科学研究发现的支持下，在一些影响甚大的——往往受过巨额资助的——委员会所作结论的支持下，这些原则现在指导着国际、国家、地方各层面诸多强大机构的工作。各语种中都有大量学术文献在研究实践这些原则的可行途径，而且这些项目无疑将会吸引五大洲媒体的关注。

然而，对大部分原则嗤之以鼻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既包括社会和平的公认敌人，也包括那些声称坚持这些原则的圈子中人。现在所缺的不是信誓旦旦地证明这些原则多么重要，而是获得贯彻实施这些原则的道德确信力。有史以来，只有宗教信仰一直在可靠而显著地提供着这种力量。甚至在巴哈欧拉的使命开始之初，宗教权威仍对社会拥有相当的影响力。英国早期的改革者正是通过求助于《圣经》中所表达的理想，才使得基督教世界抛开千年以来不曾质疑的确信，最终开始着手处理罪恶的奴隶制。后来，有位美国总统就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大冲突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警告道，如果“像三千年前人们所说的那样，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都要为刀剑带出的每一滴血所偿付，那么我依然会说‘主的裁判是完全正确而公道的’”。[48]不过，那个时代转眼就结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时期，即使像莫罕达斯•甘地那样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最终也未能调动印度教的精神力量，来支持他在印度次大陆根除教派暴力的努力。在消除教派暴力方面，伊斯兰团体的领袖们同样成效平平，乏善可陈。传统宗教原先具有的无可置疑的权威已然失去了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指导作用，这一点正如《古兰经》中隐喻意象所预示的：“在那日，我将天卷起犹如卷轴将书画卷起一样。”[49]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一个人才能理解巴哈欧拉为什么选用下面这个象征来描述上帝对新时代的意旨：“莫以为我启示于你们者仅是一部法典。不！我用大能与威权之手开启了那特醇佳酿。”[50]巴哈欧拉通过启示给人类集体进入成年期所需的原则注入了一种独特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洞穿人的动机根本，能够改变人的行为举止。对那些认知了巴哈欧拉的人而言，男女平等并不是一个社会生物学的假设，而是一个关于人性的启示真理，对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都有重要意义。巴哈欧拉所教导的“人类一体”的原则也是如此。普及教育，思想自由，保护人权，视全人类为地球丰富资源的信托者，社会应该为公民谋福祉，提倡科学研究，还有使用一种世界辅助语言——这条非常实际的原则能够促进地球上各民族的团结。对响应巴哈欧拉的人而言，所有这些原则以及其他类似规诫都与圣典中有关不可崇拜偶像、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等戒律具有同样令人信服的权威。虽然从早先的圣典中也可发现有关上述一些原则的暗示，但是对这些原则的阐明和规定只有等到地球上形形色色的人群能够一起去发现他们在本质上同属一个种族的时候才能进行。巴哈欧拉的启示给人类赋予了灵性的能力，使人类不再将神圣标准理解为孤立的原则和法律，而是将其理解为人类同一未来蓝图的各个方面。这一蓝图无所不包，具有划时代的目标，能够展现迷人的潜力。

这些教导所固有的原则还包括那些涉及人类集体事务管理的原则。巴哈欧拉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书简中有一段广为引用的话。这段话着重赞扬了民主宪政的原则，同时告诫只有在全球共同负责的大背景下运作，民主宪政原则才能实现其在这个时代的目标。“各地当选的人民代表啊！你们要聚首商讨，一心关注裨益人类、改善人类条件的事务。但愿你们属留心审视之人！世界可视为一个人体，被造之初虽然完美无缺，后来却因种种原因严重失调，患上痼疾。它一日不得安宁，病情日益加重，因为施治的医生平庸无知，肆意妄为，大错特错。就算某一部位在某个时间经由良医调理得到恢复，其他部位照旧遭受病痛之苦。”[51]在其他一些圣作段落里，巴哈欧拉还提出了这一原则的一些实际含义。祂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组成一个国际磋商机构，用圣护的话来说就是打下一个“世界联邦体系”[52]的基础。该机构有权保卫成员国的自治权利和领土完整，解决地区冲突和国家冲突，协调有益于整个人类的全球发展规划。重要的是，巴哈欧拉还授权，这个机构一经建立就可制止某一国对另一国的武力侵略行为。巴哈欧拉在向祂那个时代的统治者呼吁时，清楚地指出这一行动具有道德权威：“如果你们中有谁拿起武器打击另一个，你们应该群起而攻之，因为这恰好是正义之举。”[53]

这些目标只有借助团结的力量才能逐渐实现。在巴哈伊信徒看来，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真理，于当前的文明危机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时下的大多数谈论都不会涉及这些意义。很少有人会否认，侵蚀人类肌体的通病就是“不和”。不和的体现无处不在，它让政治意志陷入瘫痪，削弱集体求变的动力，毒害国家关系与宗教关系。在处理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了社会、政治、经济和道德生活中的一大批紊乱情形之后，人们却依然认为，如果非要将团结视为一个目标，那也只是一个在遥远的将来才可能实现的目标。真是咄咄怪事！不过，那些紊乱情形实际上只是问题的症状或副作用，而非问题的根源所在。为什么对现实的这种颠倒性理解能够逐渐为大众接受？答案也许在于：人们认为经历迥异的不同民族要在思想上取得真正一致，远非现有社会机构的能力所及。相对于几十年前盛行的对社会进化进程的理解，这一默认可以说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步，但是这在应对当前挑战的过程中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

团结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虽然教育与立法都能支持并增进团结，但是只有在团结出现并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之后才能发挥这种作用。全球的知识精英们所开的处方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错误的唯物主义实在观所支配。他们固执地坚守着这一希望：一种想象的、基于政治妥协的社会工程也许会无限制地延迟那些很少有人否认的、笼罩在人类未来上空的潜在灾难。巴哈欧拉指出：“我们清楚看到整个人类重病缠身，饱受折磨……自命不凡之徒置身于人类与那位可靠神医之间。看啊，他们把所有人都陷入他们用诡计编织的圈套，而他们自己也未能幸免。他们既不明病因，也不知疗法。”[54]团结是医治世界各种疾患的良药，而团结的不二来源在于重塑宗教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巴哈欧拉宣称，在这个时代，上帝启示的律法和原则“是促使团结的曙光显露人间的最有力的工具和最可靠的途径”[55]。“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一切永远不会为世间的变幻际遇所损害，其结构也永远不会为无数世纪的变革所削弱”[56] 。

因此，巴哈欧拉的核心使命就是创建一个能够体现人类一体的全球社团。巴哈伊社团要示范巴哈欧拉的教义带来的团结，这是巴哈伊社团能够拿来证明巴哈欧拉使命真实而合理的终极证据。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巴哈伊信仰呈现出一种世界前所未见的现象。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中，巴哈伊社团经历了交替出现的迅猛增长和长期巩固，还不时遭遇一些挫折。现在，巴哈伊社团已拥有几百万成员，几乎代表了地球上一切民族、文化、社会以及宗教背景。巴哈伊社团没有教士的介入，而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机构来管理自己的集体事务。巴哈伊社团已植根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地区。从北极到火地岛，从非洲到太平洋，每个国家、地区和重要的群岛都可见到巴哈伊社团的身影。如今，与地球上其他类似的有组织的团体相比，巴哈伊社团可以说是成员最多样、地域分布最广的团体。但凡熟悉情况的人都不会质疑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这一成就的取得值得人们深思。拥有财富，得到强大政治利益集团的庇护，乞灵于神秘魔力，借圣怒的威吓进行侵犯性的改宗活动——所有这些传统手段，巴哈伊信仰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依赖其中任何一个。巴哈伊信仰的追随者认为自己同属一个人类。这一身份认同支配着他们的人生目的，但并不表明他们本身具有任何内在的道德优势：“巴哈之民啊！无人与你匹敌，此乃慈悲之象！”[57]一个公允的观察者至少得承认，这种现象或许表明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些力量的性质与我们所熟知的截然不同，只有形容为灵性力量才算恰当。这种力量能让来自各种背景的普通大众做出充满牺牲精神和深刻洞见的非凡业绩。

尤其令人侧目的是，巴哈伊信仰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团结，而且完整无损地维持了这种团结，安然度过了最脆弱的创始阶段。若有人想从历史上寻找有哪个人类团体——不论政治团体、宗教团体还是社会团体——成功地避免了派系分裂的顽固祸害，他必将徒劳无获。巴哈伊社团尽管多姿多彩，但仍属同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对促其诞生的上帝启示的意旨有着相同的理解，对其创始人设立的管理其集体事务的行政秩序拥有同样的忠诚，共同致力于将其创始人的佳音传遍全球的大业。在巴哈伊信仰兴起的几十年中，有几个人——其中有些地位还很高——在野心的驱策下，竭尽全力地吸引其他信徒信奉他们或者信奉他们强加于巴哈欧拉圣作的个人阐释。在宗教进化的早期阶段，此类企图往往会将新生的信仰分裂成彼此竞争的派别。但在巴哈伊信仰中，这类阴谋都毫无例外地失败了。这些阴谋引发的争议转瞬即逝，其结果反而加深了巴哈伊社团对其创立者目标的理解，并使巴哈伊社团更加坚定地去实现其创立者的目标。巴哈欧拉向追随者保证：“团结之光如此强大，足以照亮整个地球。”[58]鉴于人的本性，我们很容易理解圣护的这个预感：这一净化过程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很有必要，而且在很长时间里都将是巴哈伊社团走向成熟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在特征。

抛弃对上帝的信仰必然产生一个后果，即人们不能有效地解决“邪恶”问题，在很多时候甚至无法承认“邪恶”问题。在宗教历史的早期阶段，人们相信邪恶是客观存在的，巴哈伊信徒并不作此假设。然而，就像黑暗、无知或疾病一样，邪恶代表着对“良善”的否定，具有极大的危害。在二十世纪，一些恶魔般的人物曾经有条不紊地折磨、羞辱和灭绝数以百万计的同胞。时至今日，但凡遇到出版季节，都会有一批充满想象的新书面世，向受过教育的读者分析这些魔鬼人物的性格。究竟是怎样的困扰会让一个人对人类产生如此深仇大恨？学术权威们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因素供读者思考：父母的虐待，社会的排斥，职业上的失望，身陷贫困，遭受不公，战争经历，某些基因缺陷，民粹文学的影响，或者前述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令人注目的是，当今的这些推测之中竟然不见“精神疾病”的踪影，而如果放在一个世纪以前，那些有经验的评论家定会认为其原因在于精神疾病——不论其并发特征为何。

如果团结真是人类进步的试金石，那么历史和上天将不会轻易放过那些蓄意破坏团结的人。人们需要彼此信任，这样才能降低心理防线，坦诚相待。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人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他们的共同目标。最具破坏性的莫过于这种情形了：一方突然发现基于互信的承诺原来仅仅代表了对方的利益，仅仅是对方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手段——而且这些目的不同于、甚至不利于双方在表面上共同从事的事业。这种背叛贯穿着人类历史。体现这种背叛的最早记录之一，当属该隐看到弟弟的信仰得到上帝确认而心怀嫉妒的那个古老传说了。如果说世界人民在二十世纪所遭受的骇人苦难留下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黑暗的过去留下来的系统性不和会毒害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关系，并可能在这个时代打开方便之门，带来野蛮程度超乎人类想象的恶魔行径。

如果邪恶有一个名字，那肯定就是蓄意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公约或和解公约。通过这些公约，心怀良愿的人们力求摆脱过去，共创新的未来。就其本质而言，团结需要自我牺牲。教长指出：“自私已被揉进了造人的泥土。”[59] 教长将“自我”称为“冥顽之自我”[60]。这个“自我”一旦发觉自己的自由受到强制约束，就会本能地进行抵制。一个人若要心甘情愿地抛弃放纵带来的满足感，就必须逐渐认识到人生价值的实现来自他处。从根本上讲，人生价值的实现源自灵魂对上帝的顺服，而且从来如此。

顺服上帝是一项挑战。未能顺服上帝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在千百年来人类背叛上帝的圣使、背叛他们教导的理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巴哈欧拉通过一个具体的“圣约”让那些承认祂并为祂的目的服务的人们保持了团结。本书不大适合详述这个圣约的性质和条款，在此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巴哈欧拉对那些蓄意破坏圣约但又假称效忠圣约的人进行了严厉地谴责。“那些叛约者在你主——全能者、无束者——眼中有如地狱之火的居民！”[61]这一严厉谴责的因由是显而易见的。几乎人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认识到谋杀、强奸、欺骗等众所周知的罪行对社会福祉的危害性以及社会采取有效措施来自卫的必要性。据此而论，巴哈伊信徒应该如何看待那种不加遏制就会摧毁建立团结的主要途径、就会——用教长掷地有声的话来说——“成为砍剁那棵圣树之根的厉斧”[62]的倒错行为呢？这不是一个认识分歧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道德缺陷的问题。当今，许多人都不愿接受这样或那样的权威，进而让自己慢慢远离那些需要权威的环境。那些为巴哈伊信仰所吸引的人士，如果后来又决定离开这个信仰，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可以自由离去。

“叛约”则是一种本质截然不同的现象。受叛约之害的人会产生一种冲动，然而这种冲动不单是渴望自由追随某一道路，从而实现个人价值或为社会做出贡献。相反，这种桀骜不驯的冲动会促使叛约者不择手段地将个人意志强加于社团，罔顾由此导致的伤害，无视他们在蒙纳成为团体成员之时所开始的庄严事业。结果，他们的自我不仅成了他们个人生活中凌驾一切的权威，而且也成了所有受其影响的人生活中凌驾一切的权威。显赫的家系、超群的智力、良好的教育、虔诚的品质、出众的领导能力等禀赋才能既可用来服务人类，也可用来追求个人野心，这一点在人类漫长而悲惨的经历中比比皆是。在过去的时代，由于神圣目标优先关注的灵性要务属于另一性质，此类背叛并没有导致上帝各个连续启示的主要信息失效。时至今日，全球在物质层面日趋统一，这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骇人的危险。是否致力于实现团结的要求已成了测验一切声称献身于上帝旨意之宣言的试金石，或者说成了测验一切声称献身于人类福祉之宣言的试金石。

有了历史上的种种经历，巴哈伊圣道能够应对眼前面临的挑战。虽然巴哈伊事业仍处于自身发展的早期阶段，目前拥有的资源也相对有限，但是巴哈伊事业正在赢得人们的尊敬，而且当之无愧。巴哈伊圣道宣称具有神圣的起源；一位旁观者就算不接受这一宣称，也能认识到巴哈伊圣道正在取得的成就价值非凡。就算将巴哈伊社团的性质与成就视为仅仅属于这个俗世的现象，它们也理应受到真切关注文明危机的人士的注意，因为它们证明世界人民不论多么不同，都能学会在同一个地球家园里作为同一个种族生活、工作并实现自身的价值。

这一事实强调了——如果还需进一步强调的话——世界正义院为拓展和巩固信仰而制定的一个个连续计划是多么紧迫而必要。人类的其他成员完全有权期望，一个真心致力于巴哈欧拉圣作所描绘的团结远景的人群，将会对那些必须依靠团结的力量才能取得成功的社会改良计划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要响应这一期望，巴哈伊社团就必须不断加速成长，大大增加工作中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投入，进一步吸引和招纳各色英才，使自己成为具有相似理念的机构的良伴。巴哈伊社团在努力追求其社会目标的同时，还须知晓世界上仍有千百万与他们一样的笃诚之士正渴望有投身于具有不朽意义的服务人生。他们虽然尚未意识到巴哈欧拉的使命，但为巴哈欧拉使命的许多理想感到欢欣鼓舞。

因此，扎根于巴哈伊社团的系统成长文化似乎是朋友们所能作出的应对上述挑战的最好反应。当前，巴哈欧拉称之为“邪恶幻念之化身”[63]的各种唯物主义假设横行社会，让人们的求变之念陷入瘫痪。一个人如能热烈而持续地沉浸在富有创造力的圣言之中，就能逐渐摆脱这些唯物主义假设的魔爪。这种体验能让一个人帮助朋友或熟人找到成熟而明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团结的渴望。当前“计划”的几项核心活动——儿童班、祈祷会、学习小组——能让越来越多尚未视自己为巴哈伊的人自由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其结果便会形成一个个“兴趣团体”——这个名称的确恰如其分。根据经验，当其他人从这些活动中受益、逐渐认同圣道追求的目标之时，他们也会倾向于完全献身于巴哈欧拉，甘愿做实现巴哈欧拉目标的活跃媒介。所以，贯彻执行当前计划除了会实现其相关目标之外，还会大大增强巴哈伊社团的潜能，使其在“什么才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的公众讨论中大有贡献。

然而，巴哈伊信徒若要奉行巴哈欧拉的圣谕，就须认识到促进社会的改善与传扬巴哈伊信仰是并行不悖的两大活动，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两项活动是同一个连贯的全球性计划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如果朋友们采取的途径有所不同，那主要是因为朋友们遇到的需求和探寻阶段有所不同。自由意志是灵魂的一种天赋，每个倾慕并探索巴哈欧拉教导的人都需在永无止境的、持续不断的灵性探寻之旅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至于这种探寻结果蕴含着怎样的灵性责任，每个人都需在主动自愿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自行决定。不过，为了明智地行使这种自主权，一个人必须明察他和地球上其他所有人所身处的变化进程，必须清楚理解这些变化进程对自己的生命有着怎样的意义。在人类集体走向与上帝结合的运动的各个阶段，巴哈伊社团都应竭尽所能予以协助。教长留下的“神圣计划”乃是巴哈伊社团实施协助工作的途径。

“宗教同源”的理想无疑至关重要，但不论如何，分享巴哈欧拉佳音的任务显然并不等同于“宗教对话”项目。人的理智追求智力上的确定，灵魂则渴望心灵的确信。一切精神追求——不论其过程是快是慢——都以追求内心确信为终极目标。对灵魂而言，皈依的体验并不是探索宗教真理的一个外在特征或偶发特征，而是个人最终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在此方面，巴哈欧拉讲得一清二楚，那些致力于服务巴哈欧拉的人心中也毫不含糊：“我真切地说，这是人类能够目睹那应允者之圣容、倾听其佳音的时代。上帝的召唤已经响起，祂圣容的光辉已经照耀人类。人人皆须将其心灵之书里的一切无益之言彻底抹去，以坦诚和公正的眼光凝视祂启示的征象、祂使命的证据及祂荣耀的标识。”[64]

现代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人们的历史意识普遍觉醒。这一革命性的视角变化产生了一个将会大大促进传播巴哈欧拉佳音的结果：假以时机，人们当能认识到人类的一切圣典都将救赎大戏直接安排在历史背景之下上演。正如经书所揭示的那样，透过充满象征与隐喻的表层语言，人们会发现宗教并未借助不可思议的武断命令来运作。实际上，宗教的运作是在物质世界里逐渐展开的一个实现人生价值的进程，而上帝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目的正在于此。

在此方面，所有的经文都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宗教的目标是让人类到达“集合”[65]以及“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66]的时代；到达必将来临的“大地将因它的主的光明而亮”[67]、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68]的伟大时代；到达“圣城”[69]将要“从天上、从……上帝那里”[70]降下、“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71] 、上帝将质问“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72]的“所警告的日子”[73]；到达“隐藏封闭，直到末时”[74]的经文将会开启、与上帝的结合彰显于“耶和华亲口所起”的“新名”[75]的时代；到达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思想从未构思过的、语言从未描述过的时代。“起初我怎样创造万物，我要怎样使万物还原。这是我自愿应许的，我必实行它。”[76]

因此，历史上的一系列预言性启示都公开宣告，它们不仅要引导一个个寻道者走上个人救赎的道路，而且要让整个人类大家庭为那件将会彻底革新整个世界之生命的“末世大事”做好准备。巴哈欧拉的启示既不是对此“末世大事”的预言，也不是对“末世大事”的准备，而正是那件“末世大事”。通过巴哈欧拉启示的影响，为上帝王国奠基的丰功伟业已然启动，地球上的人口也被赋予了能够胜任这一重任的种种能力。上帝王国指的是一种由社会正义的原则所塑造的世界文明，一种为人类智力与精神所创造的、目前时代尚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丰富的世界文明。巴哈欧拉宣告道：“此乃上帝的至伟恩泽倾洒人类之日，此乃祂的至大宠爱灌注一切受造物之时……现行体制将很快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77]

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们就应认识到巴哈欧拉的使命和凡人设计的政治活动或意识形态活动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道德真空在二十世纪导致的种种恐怖事件表明，凡人心智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不论动用多少物质资源，凡人不受协助便很难设计并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曾经的苦难已将这一教训永久地铭刻在世界万民的意识之中。所以，宗教的人类未来观与过去的体系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与现今的体系相对而言也没有多少联系。该未来观所呼吁的乃是理性灵魂的基因编码（如果可以这样描述的话）所含的一个真理。耶稣早在两千年前就教导说，天国在“心里”[78]。耶稣通过“葡萄园”[79]、“撒在好地上的[种子]”[80]、“好树都结好果子”[81]等一系列根本比喻谈到了人类的巨大潜能。太古以来，上帝就在培育、训练人类的这种潜能，将其作为创造性进程的目的和先锋。耐心细致地继续推进这一培育工作，这是巴哈欧拉托付给那些承认祂并信奉祂的圣道的人们的任务。难怪巴哈欧拉在提及这一伟大特权时用了如此高尚的语言：“你们都是理解之天的明星，都是拂晓的微风，都是所有人赖以为生的潺潺流水。”[82]

这一进程本身就能确保其目标的实现。今日，明察之士当能看到“新的创造”到处涌现，就像一株幼苗终而长成结果的大树、一个小孩终而达到成年阶段一样。慈悲仁爱而目标明确的造物主通过一个个连续的天启，已将地球居民带到了作为同一个民族集体走向成熟的门槛前。现在，巴哈欧拉正在召唤人类继承自身的遗产：“主所命定的医治整个世界的灵丹妙药与至高手段乃是：全世界人民融合于同一个普世圣道和共同信仰。”[83]

资料来源注释

1. 巴哈欧拉在此指的是古代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关马杰农与蕾莉的故事，见《七谷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6），第7页。

2.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3），英文版第61节。

3. 同上，第16节。

4. 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8），英文版第27页。

5.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17节。

6.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8），英文版第133页。

7. 《笃信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2011）， 第216段。

8. 同上，第216段。

9. 同上，第104段。

10. 同上，第106段。

11.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22节。

12. Prayers and Meditations by Bahá'u'lláh（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7），英文版第311页。

13.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27节。

14. 同上，第109节。

15. 同上，第81节。

16. 利安·赫胥黎，Knowledge, Morality, and Destiny（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57），英文版第13页。

17. 守基·阿芬第，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Selected Letters（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91），英文版第53页。

18.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78节。

19. 同上，英文版第132节。

20. 巴哈欧拉，The Kitáb-i-Aqdas: The Most Holy Book（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93），英文版第182段。

21. 《笃信经》，第4段。

22. 同上，第8段。

23. 同上，第13段。

24. 同上，第14段。

25. 《圣经·马太福音》13：25。

26. 同上，13：29-30。

27. 《古兰经》7：33。

28. 巴哈欧拉，The Kitáb-i-Aqdas: The Most Holy Book，英文版第99段。

29.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Hosts: Tablets of Bahá'u'lláh（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2002），英文版第126段。

30. 巴哈欧拉，引自守基·阿芬第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90），英文版第79页。

31. 《圣经·以赛亚书》45：5。

32. 《圣经·提摩太前书》1：17。

33. 《古兰经》3：73。

34. 同上，2：177。

35. 《圣经·马太福音》5：13。

36. 同上，5：14。

37. 《圣经·弥迦书》6：8。

38. 《圣经·约翰福音》14：6。

39. 《古兰经》24：35。

40. 《圣经·创世纪》17：7。

41. 《薄伽梵歌》第四章，黄宝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44页。

42. 《圣经·申命记》34：10。

43. 《圣经·约翰福音》5：45-47。

44. 《古兰经》2：136。

45. 阿博都-巴哈，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alks Delivered by 'Abdu'l-Bahá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1912（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英文修订版第326页。

46. 《圣经·约翰福音》1：10。

47.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106节。

48. 亚伯拉·林肯，引自Inaugural Addresse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89）。

49. 《古兰经》21：104。

50. 巴哈欧拉，The Kitáb-i-Aqdas: The Most Holy Book，英文版第5段。

51.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Hosts: Tablets of Bahá'u'lláh，第174段。

52. 守基·阿芬第，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204页。

53. 巴哈欧拉，引自守基·阿芬第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192页。

54.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106节。

55. Tablet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129页。

56. 巴哈欧拉，引自守基·阿芬第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英文版第202-203页。

57. 同上，第84页。

58.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132节。

59. 阿博都-巴哈，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90），英文版第96页。

60. 阿博都-巴哈，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1997），英文版第256页。

61. 巴哈欧拉，选自一份此前未曾翻译的书简。

62. 阿博都-巴哈，Will and Testament of 'Abdu'l-Bahá（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44），英文版第25页。

63. 《笃信经》，第213段。

64.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7节。

65.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Host: Tablets of Bahá'u'lláh，第126段。

66. 《圣经·约翰福音》10：16。

67. 《古兰经》39：69。

68. 《圣经·马太福音》6：10。

69. 《圣经·启示录》21：2。

70. 同上，3：12。

71. 《圣经·以赛亚书》2：2。

72. 同上，3：15。

73. 《古兰经》85：2。

74. 《圣经·但以理书》12：9。

75. 《圣经·以赛亚书》62：2。

76. 《古兰经》21：104。

77.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4节。

78. 《圣经·路加福音》17：21。

79. 《圣经·马太福音》21：33。

80. 同上，13：23。

81. 同上，7：17。

82.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文版第96节。

83. 同上，第120节。

（注：本书中凡引用《圣经》和《古兰经》的段落，其译文分别来自和合本和马坚译本。）

同一个信仰

译自巴哈伊世界中心2005年英文版One Common Faith

作 者：巴哈伊世界中心

译 者：万兆元 叶 静 周小英

审 校：许天易 王洪霞

责任编辑：成 群

封面设计：赵晋锋

出 版：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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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99965-46-14-3

定 价：HKD22.00 RMB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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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信仰-2013-4-26